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先后形成了广东、义乌和青岛三个饰品产业集群。青岛、广州产业集群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国际饰品生产企业。每年向国际市场输出数以百亿计的高档流行饰品。
    “通过对三大产业集群的研究，我认为，国际流行饰品企业主要是从两个方向进入中国内地的。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香港、台湾的饰品生产企业向广东的转移，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广东饰品产业集群。二是，上世纪末，韩国饰品生产企业向青岛的转移，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青岛饰品产业集群。而义乌饰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则是一个特殊。它是先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之后，国内生产企业从广东引进了饰品和制作技术，自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饰品产业集群。” 周嘉生说。
    对于国际饰品生产企业的大规模进入我国内地，多年从事流行饰品行业研究的周嘉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流行饰品是一种劳动密集产品。虽然兴起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生产成本的限制，生产基地先是转移到了日本，后又转移到了韩国和我国。可见，流行饰品生产基地的建立是根据当地生产成本能否支撑这一行业而决定的。”
    周嘉生表示，我国虽然形成了三大饰品产业集群，但是各集群的国际市场营销通路却不完全相同，广东产业集群是通过香港、台湾的营销通路走向国际的。义乌是通过每天数以十万计的国际客商辐射海内外的。而青岛则通过韩日营销通路进入国际市场的。
       

    生产成本考验饰品行业

    周嘉生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在饰品行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我国的饰品行业也面临着成本逐渐提高的挑战。广东和义乌正在逐渐由成本洼地转向成本高地。”
    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几年义乌、广州的房地产、人员、费用等生产成本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其中以房地产为例，义乌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的金福源珠宝广场，就以17.8亿元人民币的夺标价格，创下了2005年全国一次性土地出让金之最。据饰品行业人士透露，目前，在义乌当地一间9平方米的档口转让费用已高达百万元以上。
    周嘉生说，饰品行业有四多：一是产品款式品种多，成千上万；二是材料品种多，材料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三是人多，企业动辄几百上千人；四是产品变化多，产品不定性，一种款式要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进行修改。因此生产成本一旦上升就很难下降。广州和义乌已不可能再营造出生产成本洼地。目前，三大产业集聚地中只有起步较晚的青岛还是一块成本洼地。高成本必然促使许多国内的饰品生产商利润下降，发展后劲不足。
       

    完善产业链应对未来挑战

    “中国饰品行业要有忧患意识，生产基地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是势不可挡的。”面对不断提高的饰品行业生产成本，周嘉生对国内饰品行业发出告诫。多年从事行业研究的他通过韩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饰品行业的研究，提出了国内企业维持原有的生产成本，降低经营成本的可行性方案。
    “如何降低经营成本呢？只有通过完善产业链，作强研发环节、作强市场环节，才能降低经营成本。所谓研发，并不单指款式的设计，还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产品国际条形码的研发，以及整套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等等。所谓市场，是指开拓国际市场、掌握国际营销通路。日本、韩国的饰品企业之所以可以在生产基地转移后仍可能从事饰品贸易并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作强了研发和市场环节。作强研发，作强市场，即使生产环节从中国转移了也不怕。
    但要做好研发和市场，首先要做好资源整合。这其中包括：生产集聚地和成品集聚地的资源整合；饰品生产企业和设备工具研发制造企业的资源整合，信息传播机构的资源整合等等。目前义乌的主要问题是研发能力不足，广州的主要问题则是资源分割。
    我认为行业需要做好5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营销工作；二是建立研发中心；三是建立信息中心，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让厂商及时获取和利用有用的信息；四是建立专业人才培训机构；五是加强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行业组织之间资源的共享与互动，促进观念和资源的融合。”周嘉生说。
    最后周嘉生表示：“国际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国内，为饰品行业向国际企业学习提供了条件。我们应紧抓发展机遇，努力推动中国饰品产业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