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企业要摆脱惯性是很难的，很多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比如阿迪达斯就一度处于破产的边缘，扭转这种颓势经历了好几任老板和CEO，因为他们遭遇历史的惯性，企业越大、品牌越强，惯性就越大。惟有创新，才能对抗这种惯性。但是，创新和惯性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两股力量，可以说，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一个保守党，一个民主党。即使爱迪生和贝尔在世，也会为此苦恼不已。

    刘长乐则不，他是快乐的，他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打造出一个凤凰，靠什么？他说：“电视的本质是什么？是创新。电视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你必须超越，把过去的自己像影子一样踩在脚下。”如何去超越，他说：“就是去做，前赴后继去做。”说得很有豪气，如果看了这本书，也会长出刘长乐的豪气来。

    别的书讲产品的创新，摩尔关注技术的创新。他依据五阶段品类生命周期理论和鸿沟模型，分析出企业如何根据实际选择创新的模型，以更正曾经的错误。有的企业的创新不符合市场的需求，劳而无功；有的企业创新项目太多，以致互相拥堵，有的创新把稀缺的时间、人力、资源浪费在不能促进竞争优势的项目上，这些都是盲目的创新，本书给他们一个理性的思路。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说起一件事，他曾到温州采访，见到当地一位农民企业家，把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半辈子企业的积蓄拿出来，捣鼓永动机。永动机已经被科学证明不可能，但这位仁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毫不松懈，全神贯注地在实验。同时，自己妻子还在为孩子上学的钱而头疼。为这种执着而盲动的精神所打动，吴晓波不禁泪流满面。如果这位仁兄看过本书，大约不会再那样偏执了。宝丽来公司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说：“每一个创造行为其实就是一个愚蠢行为的突然中止。”

    思科中国总裁林正刚就是聪明人。林总热心创新，但公司资源有限，很多创新也有价值，但拿不出资源进行投入，面对机遇和资源的抉择，摩尔提出了核心和外围的观念，林总学会了解放外围所占用的资源，把他们集中到核心上去，安置在具有辐射作用的关节点上。不管市场瞬息万变，林总总是成竹在胸，因为他可以冷静地把所有问题分为核心和外围，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创新是历史的起点，但真正的创新是一种否定，因而遭到反弹。皮尔·卡丹60多年来从未停止创新的精神：“我已被人骂惯了，我的每一次创新，都被人们抨击的得无完肤。但是，骂我的人接着就做我所做的东西。”摩尔赖以得出结论的高科技公司，没有遇到卡丹的遭遇，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内在的成功？

    德鲁克蹲在通用，出了《公司的概念》，成为名著;摩尔蹲在思科，出了《企业进化论》，将要成为名著。我们的财经作家何时也到联想、海尔、华为蹲出一点新管理呢？